大病保险 让生命前行

三湘大地，洞庭湖畔，秀美山村，正值而立之年的村民王柏唐(化名)因肝区剧烈疼痛，短短几个月时间已消瘦数斤，面色晦暗昏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出具的诊断是：肝癌;治疗建议：根治性肝切除、肝移植。然而，数十万元的巨额医疗费用让昔日温馨的小家庭骤时乌云密布。

出厂价15.5元、医院零售价却高达213元/盒的抗癌辅助用药芦笋片，利润超过1300%。芦笋片事件的曝光，让中国的医疗体制广受诟病。在一盒盒“芦笋片”面前，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对处于中国医疗保障体系最薄弱环节的城乡居民而言，都不再成为问题——勉以温饱的他们，在重疾面前，唯有放弃。王柏唐这样的故事，你我或都曾耳闻或亲历。

实际上，面对农民医疗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的问题，财政资金一直在倾斜。自2003年起，中央财政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的资金，自此，中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了大规模投入。但对广大农民而言，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的现实问题依然严峻，面对大病时的天价医疗费用依然只能望而止步。

但在今天，中国昂首向前的最好时代，无论种族和出身，每个人都不会是孤立无援的弱者。

2012年8月，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人社部、民政部、保监会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针对城镇医保居民、新农合参保(合)人大病负担重的情况，引入市场机制，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大病保险业务，让保险承载起抵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任，当然这也是保险业应有的担当。作为保险业的监管者，仅2013年一年，保监会就印发了6份规范性文件或通知，从偿付能力、最低资本、统计制度等多方面护航大病保险这一民生工程的有序展开。

2015年4月初，耗时十余小时，王柏唐的手术顺利完成。术后观察显示，王柏唐癌细胞无转移，自身造血功能及各项生理指标趋于正常。4月底王柏唐出院回家休养，而近70%的医疗费用已由新农合及大病保险支付。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已有16家保险公司在全国27个省(区、市)265个地市(含新疆兵团14个师)的2128个县区(含新疆兵团175个团场)开展大病保险，覆盖人口7亿人，占应覆盖人数的近70%;制度实施后，城乡居民大病患者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在基本医保报销的基础上已分别上升了 10-15个百分点。

近3年的时间，由保险业主要参与经办的大病保险不断突破，湛江模式、太仓模式、襄阳模式、江阴模式、新余经验……保险业集合行业优势，以专业提升话语权，引导协同医改、人社、卫生等部门共同改善经办环境，从无到有，从1到N，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经办团队更专业、费率厘定更科学、基金使用更高效、分工衔接更流畅、异地结报更便捷、医疗行为介入更彻底，成绩已有目共睹。也正是基于以上诸多成果，让我们对大病保险这一准公共产品性保险产品报以了更大的期望。

但现实语境下，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机构之间数据、信息难以共享，让以大数法则为基础的保险业优势难以发挥;多年医改惯性格局下，保险系统缺乏话语权，让本应是大病保险最核心的专业承载主体优势难以凸出;为抢占医疗市场，各险企纷纷试水，保本微利俨成困局，“全国统筹”风险分散的优势亦已受限……当然，毕竟才3年不到，以上种种，都是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必经的过程。

在本次《大病保险特刊》采写过程中，曾有监管者表示，目前，大病保险处于“磨合期”。的确，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以及慈善基金和商业健康保险等各制度间的有效衔接，规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经办服务，真正实现社会大众所期盼的“保险，让生活更美好!”依然任重而道远，毕竟这一关涉数亿国人切身福祉的制度，须由众多不同领域主管部门和诸多行业的不同主体共同发力。

5月初夏的北京，寂静的深夜，不知不觉间，文字已爬满了电脑屏幕。最近一段时间来，从繁华的北京到如画的江南小乡村，从西部壮美的高原到东部沿海温婉的渔村，各路记者一路走，一路采写，无数大病保险的受益人和参与者，张万堂、李艳、周丽萍、姚飞、高菁……一个个或感激或投入的面孔不停地在记者脑海中切换。我们所有人面对日益高发的重疾又能做些什么呢?因电影《十二公民》而再次升温的影史经典《十二怒汉》中曾有一句经典台词：“对我们来说只是耗一晚，可对那孩子而言可能会没命”(It’s only one night. A boy may die)。在当下这个艰难而又美好的时代，重疾面前，我们都再努力一点，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再有愧疚和失落。

大病保险，需要我们每个人都秉持对生命的尊重，以悲天悯人之态，再出发，在路上，不停歇!